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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江教授采访实录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Q:王教授,最近一些城市又提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这样一个背景下。但是有人担忧这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生存,同时会导致工人失业,从而最终并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您是否赞成这样的观点?

王一江:劳动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超越市场的水平建立最低工资就会造成失业。对于大企业工资水平早在最低工资水平以上了,而中小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是处于弱势。

Q:您觉得在改善工人待遇的问题上,国有大型企业是否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王一江:这个没有关系,两者是割裂的独立的劳动力市场,试想每年上亿农民工中有多少可以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所以应该区分地来看,分别处理各自市场的问题。

Q:那在当下有何行之有效的措施可以来更好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王一江: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政府和社会的分配中间做比较大的调整,大部分人关心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分配问题,而实际上我国最大的分配关系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最关键的就是政府财政收支比例问题。我国财政税收增长很快,即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今年11月份同比去年还增长了30%多。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上一年GDP为100块,今年增长10%为110块,去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总量为22%,今年在此基础上增加30%,也就是增加了6块6的财政收入,那么今年新增总量的10块里面只有3块4由13亿人民来分配。反过来在财政支出的结构上,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却很少,绝大部分用于大型项目的建设投资。再来说那个分给民众的三块四,其中很大一块比重又分配给了与各级政府有相关利益关系的人群,而真正分配到弱势群体的就更加少得可怜了。这个时候在弱势群体里面去讲调节收入分配、寻求更加公平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也一直不支持在中小企业采用《劳动法》。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放权让利的过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七十年代的40%多降到九十年代后期的10%,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民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很快的过程。
虽然近年来新增的民生工程有所加强,但总体来说民生项目规模还是太小,像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很多时候还是不能真正解决农村医疗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大病疾病。像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报销的比例与老板姓的先付金额成正比,越是重病大病保障度越好,我国却是倒过来的报销顺序。所以民生工程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当中始终还是比重太小。

改革开放,放权让利

Q:在这次危机前后,有评论认为我国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比如山西煤赶,您是怎么看的?这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权变策略还是方向性的改变?

王一江: 最好不要用山西煤炭的例子,它有自己的特殊性,山西很多民营的小煤窑矿难事件发生得太频繁了。而应该看到四万亿的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流到了大型国有企业的手里了,这样导致了地方政府将更大的兴趣转移到去吸引这些大国企进来投资。过去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中依靠民企,也看中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样就会主动和企业沟通并且创造优惠条件,但是现在显然态度不一样了,民营企业就失去了机会、土地、政策等等,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Q:有人说经济危机是我国调整结构的好时机,经过这一年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是在结构上还是存在问题,那我们是不是错过了这个调结构的最佳时机?

王一江:调结构总体来说是一件政府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更应该用指导、引导的方式而不是行政命令、产业规划更不能是直接投资的方式。就像我在《国家与经济》这篇文章中写到违背经济规律的国家意志就是不好的意志,是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的。以史为鉴,国家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往往是不好的。当然不好的程度取决于不恰当的干预何时刹车、国内外的环境等等。

银行改制问题

Q:对于现在中小企业开说融资问题始终是最大的难题,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呢?

王一江:最主要是银行体制的改革,应该成立一批专门正对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银行,在政策上需要相应的配套和支持,在危机中通过政府担保让大银行贷款给小企业只能说是危机中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不能算是解决之道。对于大银行它有自己的经营模式,政府不应该有太多的干预和行政命令。

Q:王教授,您是较早提出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中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经济学家,现在改制进程过半,您觉得现状与您原先预期的一样吗?

王一江:实际情况比我预计得更好。我们的国有银行在03、04年的时候负债累累,坏账比例很高。作为我国国有体系中改革最滞后的一个部门在大规模开放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之后变成了我国改制最彻底、体制最健全的一个行业。这此金融危机就能看出这个改制在抵御风险方面的成功。当时若没有经过坏账剥离、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银行。

Q:在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当中有不少人也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国有资产定价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一江:很多人认为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外国银行赚了多少钱,从而认定我国损失多少,这个逻辑是完全不正确的。不做这些体制上的改变,很多国有资产是不值钱的,这其实是一个共赢的结果。其实,这些资产在卖给外国投资者以前曾经以一元一股的价格出售给国内投资者,但是无人问津,而卖个外投资者的时候其实是溢价很多的。而且国内国外市场上还有个特点,只要有国际投资者愿意买的股票,在A股市场上也会涨,大家对这种治理结构的信心是建立在外资的参与上,就相当于一种认证。

Q:但是这种引入外资是否也会引进风险呢,比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深发展的国外投资者大量出售其股票导致市场很大的恐慌。

王一江:没有关系,卖出股票也就总有买进股票,而且二级市场的表现也与银行实际的业绩没有关系。而且还把国外的先进的治理经验引入了,最典型的就是深发展,它也是改制最为彻底的。与其他大银行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国内不存在一股独大的情况,这样在治理结构上就是以外资为主,因此深发展是真正地体现了商业银行的原则,也是我们的银行业里最健康的。但是这此金融危机中,行政命令下的大量放贷很有可能使我们之前的改制成果丧失掉。原本改制的宗旨就是要按照商业银行的原则去运作,但是现在显然是有悖于商业原则的。

思辨的学习
Q:请问王教授我们应该如何学好经济学?

王一江:最重要的是先从基本功上下功夫。包括数学、英语、重要的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国外的原创性的先进理论。国内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太多,任何一个讲法都有无数人丛无数角度去挑战你,我们要有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在提出任何一个说法之前就要无数次的挑战自己,就是一种对自己任何一个想法持否认态度的学习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更能锻炼人的思维,而我们一元化的社会往往比较喜欢跟着一个既定的模式,所以要养成思辨的习惯,久而久之最终面对任何一个问题你的思维都能是敏锐、严谨的。


采访时间:2009-12-12  下午4:30
采访地点:金溪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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