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逝世
新闻动态 · 2026-05-25 09:47
返回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资料图。本文为新经济学家智库专稿。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逝世新经济学家智库获悉，美国当地时间2026年5月15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他的家人表示，死因是阿尔茨海默病。哥伦比亚大学官网资料显示，费尔普斯出生于1933年，童年在芝加哥度过，从六岁起，在纽约哈德逊河畔黑斯廷斯长大。...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资料图。本文为新经济学家智库专稿。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埃德蒙·费尔普斯逝世
新经济学家智库获悉，美国当地时间2026年5月15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他的家人表示，死因是阿尔茨海默病。
哥伦比亚大学官网资料显示，费尔普斯出生于1933年，童年在芝加哥度过，从六岁起，在纽约哈德逊河畔黑斯廷斯长大。他上过公立学校，在阿默斯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195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9年）。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兰德公司、耶鲁大学及其考尔斯基金会（1960-1966年）工作，随后赴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最终于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扎根，此后五十余年始终以哥大为学术基地。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费尔普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荣誉。他于198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8年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2000年被授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士称号，2011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正式院士。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纽约科学院的会士。
费尔普斯的荣誉学位遍布全球：1985年获母校阿默斯特学院授予；此后又相继获得曼海姆大学、罗马第二大学、新里斯本大学、巴黎多芬纳大学、冰岛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知名学府的荣誉博士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费尔普斯与中国学界渊源颇深。2004年5月，他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2007年，获得清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诺贝尔奖之路：破解通胀与失业之谜
20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对宏观经济政策中跨时间权衡的分析。这一简短颁奖词的背后，是费尔普斯对宏观经济学最核心命题“通胀与失业关系”的颠覆性贡献。
要理解这一贡献的意义，需要回溯到20世纪50至60年代经济学界的“共识”。当时，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发现了一条经验规律：通胀与失业之间似乎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通胀高时失业率就低，反之亦然。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许多政策制定者据此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接受较高通胀来“购买”较低的失业率。换句话说，通胀就像一种可以随时取用的政策工具，用以换取就业的增长。
费尔普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信条。他在1967年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提出，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替代关系只在短期内存在，而且依赖于一个关键条件：工人和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出现“错误”。具体而言，如果政府突然增加货币供给推动通胀上升，企业可能误以为这是对其产品的需求增加而扩大生产、增雇工人，从而暂时降低失业。但一旦工人和企业意识到实际通胀高于预期，他们就会调整工资和价格要求，失业率将回到原来的水平。
这一洞见催生了“自然失业率假说”：经济体中存在一个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自然失业率”水平，通胀在长期内无法将其压低至该水平以下。费尔普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了这一假说，但两人的理论路径不同：弗里德曼侧重于劳动力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而费尔普斯则从企业工资设定的微观基础出发，建立了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一假说后来被称为“预期增强的菲利普斯曲线”，其政策含义极其深远：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制造通胀来永久降低失业，长期来看这只会推高物价水平而不会改善就业。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滞胀”（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出现，正是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最有力的证伪，也是对费尔普斯理论最有力的验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时指出，费尔普斯的工作“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之间关系的理解”，“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费尔普斯卷”：为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
1970年，费尔普斯主编出版了《就业与通胀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一书，该书被经济学界尊称为“费尔普斯卷”（Phelps volume），堪称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在这部开创性著作中，费尔普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工人、客户和公司必须在缺乏充分或最新信息的情况下做出许多决策，他们通过形成预期来“即兴填补”缺失的信息。在这个框架下，他深入研究了工资设定、加成规则、缓慢复苏和过度反应等关键机制。
“费尔普斯卷”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将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引入了宏观经济分析。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虽然成功地解释了总需求下降如何导致失业，但始终未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货币工资和价格不会立即下降，从而恰好阻止就业的下降？费尔普斯的微观—宏观模型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在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费尔普斯构建了一个企业离职成本模型：经济体中的公司面临代价高昂的员工离职问题，公司的工资政策旨在平衡工资成本与离职成本。在均衡状态下，现行工资通常是“激励工资”——足以雇到员工但不一定充分就业——这导致了“工作配给”，从而始终存在“非自愿失业”。
在1969年的另一篇论文中，他又提出了“群岛模型”：将经济体设想为由广泛分离的“岛屿”组成，工人们必须决定是接受当地市场工资还是继续迁移寻找更好机会。即使在均衡情景下，工资明显较低岛屿上的工人也会选择离开去尝试另一个岛屿，在寻找过程中遭受自愿性失业。
这些模型的关键发现是预期错误可能导致经济失衡。如果公司低估了其他公司设定的工资水平，这种错误会降低公司预期的离职成本，鼓励它们支付更少的工资并雇佣更多工人，从而暂时降低失业。同样，如果工人低估了整体工资水平，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接受当前工作而非继续寻找，也会导致失业暂时下降。
这些看似抽象的理论模型，实际上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货币供给的减少不会仅仅导致价格和工资下降而对就业没有长期影响。1972年，费尔普斯在专著《通胀政策与失业理论》（Policy and Unemployment Theory）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理论在需求管理政策方面的应用。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资料图
结构主义转向：从自然失业率到“结构性萧条”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尔普斯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转向。他开始质疑芝加哥学派和麻省理工学院学派过于简化的货币主义框架，转而发展一种“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
与凯恩斯主义极端分子所认为的“需求”无休止且无法解释的不足不同，费尔普斯承认就业趋向于其“自然水平”，但他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探究结构性力量如何改变这个“自然水平”本身。
1994年，费尔普斯出版了代表作《结构性萧条：失业、利息与资产的现代均衡理论》（Structural Slumps: The Modern Equilibrium Theory of Unemployment, Interest and Assets）。在这部著作以及后续与Hian Teck Hoon、Gylfi Zoega合作的论文中，他发现经济体的自然就业水平会因家庭财富的增加、海外利率的上升以及货币疲软而收缩。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假说：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量失业，根源在于财富的积累和投资的不足，而这两者都源于生产率增长的放缓。
这一分析框架还揭示了商业资产价值（包括具有特定技能的员工、客户关系、工业厂房和办公设施等有形与无形资产）对就业决定的关键作用。该理论的延伸含义是，组织化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可以作为这些难以观察的资产价值的代理变量，从而为理论提供了可检验的实证基础。
这一“内生结构性失业”的均衡理论，后来被证明能够出色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无通胀繁荣”（inflationless booms）的现象。费尔普斯指出，新产业或需要更多资本的新技术前景，可以导致公司对商业资产赋予更高的价值预期，从而推动经济扩张——这与19世纪末德国学派（以Spiethof和Cassel为代表）对商业扩张的长波解释不谋而合。
理性预期辩论：为新凯恩斯主义奠基
20世纪70年代，宏观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剧烈的理论风暴——“理性预期革命”。以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如果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拥有“理性预期”（即能够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做出最优预测），那么任何系统性的经济政策都无法产生实际效果，偏离均衡只是瞬时的理论现象。
费尔普斯并未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这一挑战。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同事们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精巧而有力的反驳：如果大多数工资和价格设定是非同步的（即并非所有合同同时到期重签），那么即使每个人都拥有“理性”预期，偏离均衡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消失。1977年，他与John Taylor合著的论文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
这项工作开创了后来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学术流派。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即使经济主体是理性的，由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调整缓慢且不同步），市场在受到冲击后仍可能出现持久的失衡和高失业。
80年代初，费尔普斯进一步提出，如果市场参与者认为他们各自偏好的经济模型并不被其他参与者共享，这种信念的多元性可能导致偏离更为持久。他与Roman Frydman共同编辑的会议论文集《个人预测与总体结果》（Individual Forecasting and Aggregate Outcomes）深入分析了这一假说。
资本主义的活力：从《有回报的工作》到《大繁荣》
费尔普斯晚年的研究视野超越了传统宏观经济学，延伸至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性反思。
1997年，他出版了面向普通读者的著作《有回报的工作》（Rewarding Work）。这本书的论述出发点极具人文关怀：一个多世纪以来强大的创新已深刻改变了发达经济体的性质——拥有更高的收入或财富固然重要，但工作中的非物质回报或许更加关键：参与项目的投入感、成功完成任务的喜悦、在不断展开的旅程中蓬勃发展的体验。
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就业、发展和繁荣》（Mass Flourishing）则是费尔普斯晚年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论断：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力并非源于科学技术进步本身，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文化土壤——“现代价值观”的兴起。这种价值观崇尚个人主动性、创造力和自我实现，鼓励人们去探索、实验和创造。
费尔普斯以“野蛮人”为喻指出，史前人类就已经拥有想象新事物的能力和创造它们的热情。但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解放和激发活力的文化，用于点燃“对新事物的激情”。这种文化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率先形成，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浪潮和大众繁荣。然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社团主义倾向——大企业、大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固化——正在窒息这种活力。他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犀利地指出，社团主义的蔓延正在摧毁创新经济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费尔普斯与Gylfi Zoega合作的跨国实证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点。他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繁荣的经济体（美国、瑞典、芬兰、爱尔兰等）在资本主义企业家所需的制度和资源方面，明显优于那些未能繁荣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等）。
2001年，费尔普斯与Roman Frydman在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创立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以促进和开展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这个研究机构的成立，体现了费尔普斯从纯粹理论建构走向制度研究的学术轨迹，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探讨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和改革方向的学术平台。
费尔普斯并非“象牙塔”中的学者，他长期深度参与政策实践：他曾任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意大利在欧洲”项目高级顾问（至2000年），他是巴黎法国经济观察站国际经济政策小组成员，并于1990年至2000年共同组织了罗马第二大学年度Villa Mondragone研讨会。他还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并撰写了该行1993年《年度经济展望》报告的大部分内容。他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
思想遗产：为现代中央银行政策建立理论支柱
回顾费尔普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贯穿始终：宏观经济学必须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但不能因此丧失对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把握。
在方法论层面，费尔普斯始终坚持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作为分析的核心变量。无论是早期关于工资设定和失业的理论、中期关于自然失业率决定因素的结构主义分析，还是晚期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活力的人文反思，“预期”都是串联其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
在政策层面，费尔普斯的工作深刻地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思维框架。自然失业率假说意味着，中央银行不能无限制地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一洞见为后来各国普遍采用的“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至今仍是现代中央银行政策的理论支柱。
在思想史层面，费尔普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了微观基础，同时又修正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命题；他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自然率假说，但赋予其结构主义的解释维度；他回应了理性预期革命的挑战，却为新凯恩斯主义开辟了道路。这种跨越学派的综合能力，使他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他的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经济增长的财政中立性》（Fiscal Neutrality toward Economic Growth 1965）、《经济增长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s of Economic Growth 1966）、论文选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Studies in Macroeconomic Theory 1980）、读本《经济正义》（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 1974）、教科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1985）、与J.P. Fitoussi合著的《欧洲的萧条》（Slump in Europe 1988），以及阿恩·莱德讲座集《宏观经济思想的七个学派》（Seven Schools of Macroeconomic Thought 1990）。
2001年10月，哥伦比亚大学为费尔普斯举办了一场国际祝寿庆典，长达600页的会议论文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题为《现代经济学中的知识、信息与预期》（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Expectations in Modern Economics），编者为P. Aghion（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利普·阿吉翁）、R. Frydman（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曼·弗莱德曼）、J.E. Stiglitz（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M. Woodford（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这个作者阵容本身就是费尔普斯学术地位的最佳注脚。
费尔普斯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 2013）中写道：“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不仅仅需要效率，更需要活力。”
这句话或许可以用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不断追问的不是经济如何均衡运行，而是经济如何保持创造、革新与繁荣的活力。随着这位思想巨匠的离去，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持续挑战正统、推动学科边界的大师，但他留下的理论洞见——从微观基础到自然率假说，从结构性失业到资本主义活力——将继续启迪后来者，照亮经济学探索的前路。
资料来源：诺贝尔官网、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大学官网、瑞银官网、Britannica Money、世界经济论坛等。■
来源：“New Economist”微信公众号
新经济学家智库获悉，美国当地时间2026年5月15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他的家人表示，死因是阿尔茨海默病。
哥伦比亚大学官网资料显示，费尔普斯出生于1933年，童年在芝加哥度过，从六岁起，在纽约哈德逊河畔黑斯廷斯长大。他上过公立学校，在阿默斯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195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9年）。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兰德公司、耶鲁大学及其考尔斯基金会（1960-1966年）工作，随后赴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最终于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扎根，此后五十余年始终以哥大为学术基地。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费尔普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荣誉。他于198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8年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2000年被授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士称号，2011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正式院士。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纽约科学院的会士。
费尔普斯的荣誉学位遍布全球：1985年获母校阿默斯特学院授予；此后又相继获得曼海姆大学、罗马第二大学、新里斯本大学、巴黎多芬纳大学、冰岛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知名学府的荣誉博士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费尔普斯与中国学界渊源颇深。2004年5月，他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2007年，获得清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诺贝尔奖之路：破解通胀与失业之谜
20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对宏观经济政策中跨时间权衡的分析。这一简短颁奖词的背后，是费尔普斯对宏观经济学最核心命题“通胀与失业关系”的颠覆性贡献。
要理解这一贡献的意义，需要回溯到20世纪50至60年代经济学界的“共识”。当时，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发现了一条经验规律：通胀与失业之间似乎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通胀高时失业率就低，反之亦然。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许多政策制定者据此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接受较高通胀来“购买”较低的失业率。换句话说，通胀就像一种可以随时取用的政策工具，用以换取就业的增长。
费尔普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信条。他在1967年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提出，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替代关系只在短期内存在，而且依赖于一个关键条件：工人和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出现“错误”。具体而言，如果政府突然增加货币供给推动通胀上升，企业可能误以为这是对其产品的需求增加而扩大生产、增雇工人，从而暂时降低失业。但一旦工人和企业意识到实际通胀高于预期，他们就会调整工资和价格要求，失业率将回到原来的水平。
这一洞见催生了“自然失业率假说”：经济体中存在一个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自然失业率”水平，通胀在长期内无法将其压低至该水平以下。费尔普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了这一假说，但两人的理论路径不同：弗里德曼侧重于劳动力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而费尔普斯则从企业工资设定的微观基础出发，建立了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一假说后来被称为“预期增强的菲利普斯曲线”，其政策含义极其深远：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制造通胀来永久降低失业，长期来看这只会推高物价水平而不会改善就业。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滞胀”（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出现，正是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最有力的证伪，也是对费尔普斯理论最有力的验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时指出，费尔普斯的工作“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之间关系的理解”，“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费尔普斯卷”：为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
1970年，费尔普斯主编出版了《就业与通胀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一书，该书被经济学界尊称为“费尔普斯卷”（Phelps volume），堪称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在这部开创性著作中，费尔普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工人、客户和公司必须在缺乏充分或最新信息的情况下做出许多决策，他们通过形成预期来“即兴填补”缺失的信息。在这个框架下，他深入研究了工资设定、加成规则、缓慢复苏和过度反应等关键机制。
“费尔普斯卷”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将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引入了宏观经济分析。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虽然成功地解释了总需求下降如何导致失业，但始终未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货币工资和价格不会立即下降，从而恰好阻止就业的下降？费尔普斯的微观—宏观模型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在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费尔普斯构建了一个企业离职成本模型：经济体中的公司面临代价高昂的员工离职问题，公司的工资政策旨在平衡工资成本与离职成本。在均衡状态下，现行工资通常是“激励工资”——足以雇到员工但不一定充分就业——这导致了“工作配给”，从而始终存在“非自愿失业”。
在1969年的另一篇论文中，他又提出了“群岛模型”：将经济体设想为由广泛分离的“岛屿”组成，工人们必须决定是接受当地市场工资还是继续迁移寻找更好机会。即使在均衡情景下，工资明显较低岛屿上的工人也会选择离开去尝试另一个岛屿，在寻找过程中遭受自愿性失业。
这些模型的关键发现是预期错误可能导致经济失衡。如果公司低估了其他公司设定的工资水平，这种错误会降低公司预期的离职成本，鼓励它们支付更少的工资并雇佣更多工人，从而暂时降低失业。同样，如果工人低估了整体工资水平，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接受当前工作而非继续寻找，也会导致失业暂时下降。
这些看似抽象的理论模型，实际上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货币供给的减少不会仅仅导致价格和工资下降而对就业没有长期影响。1972年，费尔普斯在专著《通胀政策与失业理论》（Policy and Unemployment Theory）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理论在需求管理政策方面的应用。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资料图
结构主义转向：从自然失业率到“结构性萧条”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尔普斯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转向。他开始质疑芝加哥学派和麻省理工学院学派过于简化的货币主义框架，转而发展一种“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
与凯恩斯主义极端分子所认为的“需求”无休止且无法解释的不足不同，费尔普斯承认就业趋向于其“自然水平”，但他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探究结构性力量如何改变这个“自然水平”本身。
1994年，费尔普斯出版了代表作《结构性萧条：失业、利息与资产的现代均衡理论》（Structural Slumps: The Modern Equilibrium Theory of Unemployment, Interest and Assets）。在这部著作以及后续与Hian Teck Hoon、Gylfi Zoega合作的论文中，他发现经济体的自然就业水平会因家庭财富的增加、海外利率的上升以及货币疲软而收缩。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假说：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量失业，根源在于财富的积累和投资的不足，而这两者都源于生产率增长的放缓。
这一分析框架还揭示了商业资产价值（包括具有特定技能的员工、客户关系、工业厂房和办公设施等有形与无形资产）对就业决定的关键作用。该理论的延伸含义是，组织化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可以作为这些难以观察的资产价值的代理变量，从而为理论提供了可检验的实证基础。
这一“内生结构性失业”的均衡理论，后来被证明能够出色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无通胀繁荣”（inflationless booms）的现象。费尔普斯指出，新产业或需要更多资本的新技术前景，可以导致公司对商业资产赋予更高的价值预期，从而推动经济扩张——这与19世纪末德国学派（以Spiethof和Cassel为代表）对商业扩张的长波解释不谋而合。
理性预期辩论：为新凯恩斯主义奠基
20世纪70年代，宏观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剧烈的理论风暴——“理性预期革命”。以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如果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拥有“理性预期”（即能够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做出最优预测），那么任何系统性的经济政策都无法产生实际效果，偏离均衡只是瞬时的理论现象。
费尔普斯并未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这一挑战。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同事们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精巧而有力的反驳：如果大多数工资和价格设定是非同步的（即并非所有合同同时到期重签），那么即使每个人都拥有“理性”预期，偏离均衡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消失。1977年，他与John Taylor合著的论文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
这项工作开创了后来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学术流派。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即使经济主体是理性的，由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调整缓慢且不同步），市场在受到冲击后仍可能出现持久的失衡和高失业。
80年代初，费尔普斯进一步提出，如果市场参与者认为他们各自偏好的经济模型并不被其他参与者共享，这种信念的多元性可能导致偏离更为持久。他与Roman Frydman共同编辑的会议论文集《个人预测与总体结果》（Individual Forecasting and Aggregate Outcomes）深入分析了这一假说。
资本主义的活力：从《有回报的工作》到《大繁荣》
费尔普斯晚年的研究视野超越了传统宏观经济学，延伸至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性反思。
1997年，他出版了面向普通读者的著作《有回报的工作》（Rewarding Work）。这本书的论述出发点极具人文关怀：一个多世纪以来强大的创新已深刻改变了发达经济体的性质——拥有更高的收入或财富固然重要，但工作中的非物质回报或许更加关键：参与项目的投入感、成功完成任务的喜悦、在不断展开的旅程中蓬勃发展的体验。
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就业、发展和繁荣》（Mass Flourishing）则是费尔普斯晚年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论断：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力并非源于科学技术进步本身，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文化土壤——“现代价值观”的兴起。这种价值观崇尚个人主动性、创造力和自我实现，鼓励人们去探索、实验和创造。
费尔普斯以“野蛮人”为喻指出，史前人类就已经拥有想象新事物的能力和创造它们的热情。但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解放和激发活力的文化，用于点燃“对新事物的激情”。这种文化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率先形成，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浪潮和大众繁荣。然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社团主义倾向——大企业、大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固化——正在窒息这种活力。他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犀利地指出，社团主义的蔓延正在摧毁创新经济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费尔普斯与Gylfi Zoega合作的跨国实证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点。他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繁荣的经济体（美国、瑞典、芬兰、爱尔兰等）在资本主义企业家所需的制度和资源方面，明显优于那些未能繁荣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等）。
2001年，费尔普斯与Roman Frydman在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创立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以促进和开展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这个研究机构的成立，体现了费尔普斯从纯粹理论建构走向制度研究的学术轨迹，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探讨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和改革方向的学术平台。
费尔普斯并非“象牙塔”中的学者，他长期深度参与政策实践：他曾任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意大利在欧洲”项目高级顾问（至2000年），他是巴黎法国经济观察站国际经济政策小组成员，并于1990年至2000年共同组织了罗马第二大学年度Villa Mondragone研讨会。他还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并撰写了该行1993年《年度经济展望》报告的大部分内容。他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
思想遗产：为现代中央银行政策建立理论支柱
回顾费尔普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贯穿始终：宏观经济学必须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但不能因此丧失对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把握。
在方法论层面，费尔普斯始终坚持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作为分析的核心变量。无论是早期关于工资设定和失业的理论、中期关于自然失业率决定因素的结构主义分析，还是晚期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活力的人文反思，“预期”都是串联其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
在政策层面，费尔普斯的工作深刻地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思维框架。自然失业率假说意味着，中央银行不能无限制地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一洞见为后来各国普遍采用的“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至今仍是现代中央银行政策的理论支柱。
在思想史层面，费尔普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了微观基础，同时又修正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命题；他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自然率假说，但赋予其结构主义的解释维度；他回应了理性预期革命的挑战，却为新凯恩斯主义开辟了道路。这种跨越学派的综合能力，使他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他的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经济增长的财政中立性》（Fiscal Neutrality toward Economic Growth 1965）、《经济增长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s of Economic Growth 1966）、论文选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Studies in Macroeconomic Theory 1980）、读本《经济正义》（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 1974）、教科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1985）、与J.P. Fitoussi合著的《欧洲的萧条》（Slump in Europe 1988），以及阿恩·莱德讲座集《宏观经济思想的七个学派》（Seven Schools of Macroeconomic Thought 1990）。
2001年10月，哥伦比亚大学为费尔普斯举办了一场国际祝寿庆典，长达600页的会议论文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题为《现代经济学中的知识、信息与预期》（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Expectations in Modern Economics），编者为P. Aghion（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利普·阿吉翁）、R. Frydman（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曼·弗莱德曼）、J.E. Stiglitz（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M. Woodford（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这个作者阵容本身就是费尔普斯学术地位的最佳注脚。
费尔普斯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 2013）中写道：“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不仅仅需要效率，更需要活力。”
这句话或许可以用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不断追问的不是经济如何均衡运行，而是经济如何保持创造、革新与繁荣的活力。随着这位思想巨匠的离去，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持续挑战正统、推动学科边界的大师，但他留下的理论洞见——从微观基础到自然率假说，从结构性失业到资本主义活力——将继续启迪后来者，照亮经济学探索的前路。
资料来源：诺贝尔官网、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大学官网、瑞银官网、Britannica Money、世界经济论坛等。■
来源：“New Economist”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