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0月9日消息，哈佛大学Claudia Goldin教授荣获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此，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联合主任赵耀辉接受新经济学家智库采访，就Claudia Goldin获得诺奖、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等话题分享。本文提问者为新经济学家智库研究员樊博，以下为采访问答原文整理。

　　问：如何评价Claudia Goldin获得诺奖？
 

　　赵耀辉：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正确的决策，Goldin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我们都十分期盼的结果。因为Goldin在经济学界影响力非常大，她是研究性别领域第一个获奖的经济学家，她所做的工作也非常重要。

　　关于性别研究，全社会都非常关注，也非常重要，包括为什么存在性别歧视？为什么存在性别差异？这些问题影响众多国家，也是影响到近一半人口的问题。

　　历史上女性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到了现代，歧视和不平等大幅减少，但是仍然没有被消除。如今的性别不平等，对于女性的不利尤其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这样的不平等不光影响到女性，也影响到家庭和社会，比如社会生育人口下降，影响非常深远。

　　性别方面的研究之前多局限于性别经济学、女权主义等领域，实际上这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性别领域的很多深层问题既影响女性，也影响男性，更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前途。

　　问：相关学科中国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赵耀辉：Goldin本身是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主要研究经济史。她的很多研究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以及从收入表现、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等方面，看过去200年女性发展变迁，以及目前性别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中国，性别也一直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过大力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措施，还出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口号。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因素导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工资等方面都出现下滑。即便是现在，男女性别的劳动力参与、工资水平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此外，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生育率下降。低生育率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其实跟性别问题非常有关系。

　　Goldin的研究发现，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美国在性别上的差距已经反过来了：美国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群体中，女性上大学以及上完大学能够毕业的比例已经高于男性。中国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群体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就是女性上大学的比例高于男性。可见性别的图景已经跟几十年前、上百年前很不一样。

　　现在新一代女性既要有事业，同时也要有家庭。理想情况是能够在就业市场上打拼竞争，并得到应该有的回报，同时有幸福的家庭，但是制度方面的有些因素，使得愿望实现起来有困难。

　　在研究当中，Goldin也探讨有些阻碍因素使男女差别达到一个瓶颈后不能够再缩小。她在文献中讨论了“生育惩罚”问题，包括女性生育以后工资甚至就业都发生变化。美国刚刚大学毕业的男生或女生，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基本上已经平等了，女性的收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与男性基本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在大学毕业10年之后出现了很大差别，女性在就业率、收入水平方面都发生下降，其中很大原因是生育导致女性不能跟男性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事业和个体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存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性别歧视，但是总体上在就业市场上性别差异不是特别大，但是到了婚育年龄——现在结婚年龄都在推迟，Goldin的研究领域当中也包含为什么结婚年龄会推迟，原因包括避孕药在六、七十年代开始使用。大学毕业以后大概10年左右，女性开始结婚生子，中国也是——女性生育以后，在劳动市场上就开始明显出现劣势，而这种劣势可能伴随她一生。

　　女性生育完回到劳动力市场上，很多人只能做一些收入比较低的工作，40岁时这种劣势才开始变小。到了40多岁以后，孩子开始不需要女性那么多的精力投入，才可能又回归职场。30岁是人精力最充分、事业上升期的关键时段，但是女性因为生育原因有这样的大缺口，实际上对女性非常不利。

　　在中国，这尤其导致女性不愿意结婚生子，而这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又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现在，我们也在尽力提升生育水平，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生子，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关系到人们的幸福。其实很多人想要孩子，家庭和孩子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也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因素导致她们无法兼顾。

　　问：可以如何提升我们的生育率？
 

　　赵耀辉：对于为什么生育对女性有这么大的负面的影响？对这个问题 Goldin有一些很有名的研究，表明性别的差距主要不是在职业之间而是职业内部。当然，有些职业高收入，有些职业低收入，女性更倾向于进入到低收入职业，这解释了男女工资差别的一部分原因，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三分之二的差别发生在一个职业的内部。

　　这些工作的内部差别体现在哪里？Goldin的研究表明，一项工作如果有灵活性，性别差距就比较小，如果缺乏灵活性，经常需要人们加班，比如996这样的工作，比如像律师、医生、金融行业里的职业，要是不能加班、不能够随时工作，就要换到稍微低收入的同类岗位上，所以在职业的内部就出现了分层。

　　女性会更多地去到一些能让她有灵活性的岗位。女性之所以需要灵活性，是因为孩子有时候生病或者临时出现其它状况，她就必须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处理突发情况，就需要很多灵活性。

　　职场上缺乏灵活性是降低生育率的一大因素，建议企业界创造出更多有灵活性的岗位。比如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用一周工作40个小时，以便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回家，比如非全日制工作同时给一些灵活性。如果这样的职场岗位能多一些，对于提升生育率应该会有帮助。

　　中国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尤其是技术、IT这种高收入的行业，996加班现象非常严重，并不利于女性去养小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托育服务供给非常不足，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想找托育机构实在太难，少数托育机构收费也太高，如果花费高到工资基本抵消掉，女性可能选择不上班，所以这也影响了女性就业。当女性的职业生涯出现断层，她一生的职业收入上涨会受影响，她的人力资本会有一些折旧等等。

　　问：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有什么影响？
 

　　赵耀辉：职场能否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使得女性需要的时候可以照顾家人孩子，对女性就业影响很大。数字经济可能会提供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来自于职场内部，同事们是不是可以互相有替代性，如果这份工作在你回家之后别人可以顺利接过来，这件事情就比较容易办得到。

　　Goldin研究了美国的药剂师行业。她发现在药剂师行业，男女性别几乎没有差距。为什么呢？因为药剂师这个行业很多工作都数字化，药怎么样用、剂量是多少等等，电脑都可以查到，不需要某个人从头到尾一直盯着。

　　将来数字行业的发展，应该可以创造出更多就业方面的这种灵活性。

　　问：中国现在的性别收入数据是多少？
 

　　赵耀辉：目前女性平均收入是男性的70%不到。

　　问：对提高女性收入有什么政策建议？
 

　　赵耀辉：怎样提高女性收入涉及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存在性别歧视，跟美国还不太一样，美国在反歧视方面做得比我们好，包括不能招聘的时候不招女性、不能同工不同酬，我们还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更主要的可能是家庭因素，也即怎样帮助青年人照顾家庭、孩子。如果托育行业不能提供育儿服务，必定要有人，如果祖父母能帮忙最好，如果不能夫妻也必定要牺牲一个人的事业，多数时候还是女性牺牲。

　　从政策的角度来讲，是就业要有灵活性，然后托育服务供给一定要跟上。

　　问：如何看待女性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
 

　　赵耀辉：女性经济学家群体其实走在比较前沿。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上比男性经济学家做得更好，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发达国家研究真实经济、真实世界当中的时政问题，女性比较占主导，在中国也是这样。

　　当然这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女性对生活的直觉更好，所以在选择研究题目时候更接地气；二是女性在经济学的训练方面也做不错，2002年我和温尼伯大学董晓媛教授开办女经济学家培训项目，十几年来，项目里出了一大批做女性性别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是挺不错的。当然我们起步晚，数据资源也比较缺乏，未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问：生育率和教育挂钩吗，是否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就越低？如何解决？

　　赵耀辉：教育跟性别的关系非常密切。Goldin研究美国的历史，发现性别差距大幅度缩减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女性的教育跟男性的教育差距慢慢缩小，甚至超过男性。中国也是这样，在贫穷时代家庭一般有限的投资给男孩，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预算约束缓解，女性受教育越来越多，甚至超过男性。

　　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生育放弃事业的成本就高，也即机会成本。女性生育需要产假，没有人看孩子她可能还要自己看孩子到上幼儿园。这期间，由于孩子她不得不做一些非常有灵活性的工作，但是灵活性的工作一般工资低。这些都导致女性要做出牺牲，受教育程度越高牺牲就越大。

　　问：最近您在研究什么课题？

　　赵耀辉：最近较多关注老年人的收入、健康，也包括女性的生育惩罚、性别工资差距，以及生育对女性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收入有多大的损失等。
 

　　赵耀辉教授现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3年）。长期专注劳动经济学和老年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赵耀辉教授还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组负责人，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副总编、北京大学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的联合主任。

来源：“新经济学家智库”微信公众号